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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城里人为什么非要去乡下?但他的创业项目就是带城市孩子去中国乡村

2019/10/20 19:22:53

上海城里人为什么非要去乡下?但他的创业项目就是带城市孩子去中国乡村

在2018年1月底之前,这群“00后”的生活与农村几无交集,无一人去过“真正意义上的农村”。
   

1月底至2月初,上海创业青年汪星宇和他的“乡村笔记”团队带着27名来自上海、广州、苏州等地的中学生到湘西开展乡土研学。
   

这些孩子最小的13岁,最大的18岁,生长于城市,就读于当地不错的学校。根据父母的规划,一些孩子会在3年内赴美国、加拿大或者澳洲求学。因为家庭旅游、夏令营、乐团演出等契机,此次乡村行前,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: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日本、韩国、泰国、马尔代夫……
   

“如果不去农村,一些城市的孩子甚至会以为瓜果蔬菜就是从超市里长出来的。”汪星宇感到某种紧迫性。去年9月28日,“乡村笔记”成立。这是一个专注于乡村场景的教育服务平台。未来两年,他计划带1000名城市孩子去中国各地的乡村,感受真实的中国,至少要让他们今后在买菜的时候多0.5秒的念想——中国是有乡村的。
   

伴随着十年不遇的大雪,汪星宇带着第一批孩子出发了。
 
   


乡村合伙人

“乡村笔记”合伙人,左起为汪星宇、黄唯桦、金一斐。

去年11月底,“乡村笔记”的3位合伙人在湖南怀化沅陵的砚石溪村合了一张影,沈从文曾在此写下名篇《鸭窠围的夜》。
   

照片里,汪星宇、金一斐和黄唯桦蹲在石阶上,姿势恰如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的海报。但背景不是纽约时代广场的高楼、霓虹灯和广告牌,而是芦苇、跑山鸡和赵大姐家的木屋。蹲着并不是刻意模仿,“只是因为冷。”汪星宇笑着说。
   

对赵大姐来说,这3位26岁的年轻人是“大上海来的”。但对他们来说,长大后学习和工作的上海不是真正的家乡,老家南汇、奉贤和江苏启东才是,童年记忆中稻田、溪流和西瓜地不可磨灭。
   

“干嘛放着城里的安稳日子不过,非要跑到那么远的山沟沟去?”亲朋好友一开始都无法理解,汪星宇为什么拒绝年薪25万元的职位而去做乡村公益,还拉着大学和小学的好哥们分别辞掉公务员和程序员的工作一起干。 
   

汪星宇一直走的是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路线。他曾是上海进才中学学生会主席,保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,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交换一年,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硕士,研究全球治理和建构主义,毕业论文写的是“太平洋中的小岛屿国家被淹掉了该怎么办”。他出过书,上过《中国青年》杂志封面,还拿过综艺答题节目的冠军。
   

“在中国学政治,出国后所有人都问你中国怎么样。”汪星宇发现自己竟然说不清楚。
   

走得越远,看得越多,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短浅。“我只知道北上广深是什么样,但北上广深代表不了中国。”生长于南汇的他,一度以为上海的农村已经很穷,直到去了宁夏、云南、贵州支教,才发现和中西部乡村相比,上海乡下算不上典型。
   

从美国回来后,他没有和同学一样选择进投行或咨询行业。他先是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,到湘西参与扶贫,但发现眼下一些所谓的“扶贫”模式单一且不可持续,无非是名牌大学生到农村,通过电商方式、私人渠道帮老乡卖农副产品。人一走,东西还是卖不出去。“卖情怀不是最重要的,应该要让农村更多地被看到、被关注。”
   

他选择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:带人去农村。“不了解乡村,就不了解中国。如果没有一个机构像我们这样神经兮兮地痛心疾呼,孩子们可能永远不会去农村。”和其他公益组织不同,“乡村笔记”不做公共服务,不做支教扶贫,不做乡村旅游,而是做课程。“我们把孩子们带到乡村场景中学习,绝不是居高临下的姿态。”
   

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汪星宇到底想做什么,但让孩子下乡的理念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同:“苦一点不要紧,男孩子就要吃苦!”“生病也没关系,谁一辈子还不感冒?”
   

一位母亲告诉记者,孩子经常因为运动腿酸而抱怨一整天,她希望“最好把他送到农场劳动几天”。
   

去年8月,汪星宇和金一斐从上海开车奔赴湘西,寻找理想中的村落——“条件要艰苦,但不能太苦。一定要有水,并且通热水。”拿着湘西民俗学专家、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田茂军开出的湘西古村落名单,他们跑了17个村子,最终定下花垣县金龙村。
   

但一切精心安排被突如其来的南方大雪打得支离破碎。
 
   


“乡下有什么好去的”

雪天村庄断水断电,同学们用从山下运上来的山泉水洗漱。

经历了航班多次延误和拥挤的绿皮火车,“乡村笔记”调研营第一期的学员1月30日才到达金龙村,比原计划晚了两天。
   

开车上山的路上,孩子们捧着手机各自听音乐、看视频、打游戏,但后来都凑到窗边。白雪皑皑的山川、背着竹篓的老人、冰冻的水稻田,一切充满新鲜感。
   

金龙村被称作“悬崖上的苗寨”,当地人以苗族为主。刚下完雪的村庄被冰雪覆盖,云雾缭绕山峦,长长的冰凌被风吹得几乎与地面平行。“彻底被震撼了。”18岁的吴逸伦在团队中年纪最大,他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雪景。
   

逸伦今年读高三,是上海市中原中学学生会主席。他身材高大,戴细框眼镜,抹发胶,衣着考究,拖着28寸的行李箱外加一个大旅行包。他跟家人商量报名时,父母不太支持。“他们觉得乡下有什么好去的。”但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为了不误机,他干脆前一晚睡在了浦东机场。
   

田茂军义务为孩子们介绍湘西的历史文化。他告诉记者,在湖南省的14个地州市中,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,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全省倒数。湘西下辖的吉首市和7个县里,花垣县已经算是经济水平靠前的地区。
   

“听说没有WIFI,但没想到连空调都没有。”这里的条件超出了高天悦的心理底线。提起农村,她首先想到的是江浙地区新农村的小别墅,或是周庄这类经过商业开发的知名景区。她是第一个报名“乡村笔记”的学生,在国际学校念初二,外语流利,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。和大多数00后一样,智能手机、无线网络是她的生活必需品。
   

叶子豪也是主动报名的。他今年高二,就读于进才中学,成绩拔尖,是校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之一。他去过欧洲,但总觉得视野狭窄。“我想走出城市,走出自己的舒适圈。”他的父母在湘西有一位对口捐助的贫困学生,因此一直对这里很好奇。和其他人一样,他翘了补习班,目的只有一个:去真正的乡村看看。
   

孩子们居住的“天边苗寨”客栈位于海拔约900米的山顶。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爬行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。一下车,大家开始兴奋地打雪仗,在冰面上滑得东倒西歪,笑成一团。他们尚未意识到这场大雪对村庄意味着什么。
   

很快,消息传来:大雪压断了电线杆,水管完全被冻住。接下来3天,全村都没水没电。“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”懵了的,可不止天悦。
   

气温最低达到零下7摄氏度,但只有一个房间有火盆。几天里,孩子们有的两人挤一床睡觉,有的不脱衣服,直接钻进仿佛结冰的被窝。水是每天从山下打上来的山泉,用炒菜的灶锅烧开,还漂着油花,大家凑合着洗漱。逸伦带的半箱护肤品和换洗衣服全都没派上用场。“洗脸就是每天最精致的时刻了!”逸伦玩笑道。
   

汪星宇此时在常德带领写作营的孩子赶路,正在火车站里上课。他内心焦灼,甚至怀疑带他们来经历这份艰辛是否必要。“但孩子们的吃苦精神超出我们想象。”黄唯桦说。
 
   


“凭什么有优越感”

“乡村笔记”首批赴湘西的部分学生合影。

当晚,所有人被分成两组。从第二天起,他们将要进村田野调查,通过采访乡民,了解当地的婚俗和饮食文化。所有人立刻进入状态,看书查资料,准备调研计划。
   

学习是他们的强项,行李箱里都背着寒假作业,有人坚持在颠簸的飞机和火车上看书做题。自我介绍时,每人都报得出至少3个特长。除了学生会主席,这里还有书社社长、体育部部长、乐团团长。
   

但语言不通加上初来乍到,对他们来说,和村民们搭讪比克服没水没电还要难。“在城市里一天不说一句话也能活得很好。我已经习惯网上聊天,特别不善于面对面与人交流。”陆艺飞说。他是华师大二附中的高二学生,热衷参加公益活动。调研第一天,他在老乡家门口转悠半天也不敢进门,总觉得不太礼貌,准备了一大堆问题,就是开不了口。
   

逸伦最快接地气,掌握了村里社交方式的精髓——递烟。虽然不会抽,但他学着把对方回赠的烟别在耳根,很快和当地人打成一片。子豪不好意思发烟,就用拍立得为阿姨们拍照作为礼物。
   

他们的拘谨很快被老乡们的热情解放。每到一户人家,听到的第一句总是“先进来烤烤火”,然后米饭、糍粑招待。若是问路,对方不是随便一指,而是直接带路过去。虽然普通话讲得不好,老乡们都努力回答。饮食组的学生们请教完茶叶问题后,爷爷干脆送了一大包市场价4000元一公斤的云雾茶,而他家一年只产15公斤。
   

“我们说请人进来吃饭,通常只是客套,可他们是真的想让你进去吃饭。”子豪彻底被乡民的友善和淳朴打动,“这些是我们正在丢失的品质。”
   

村民龙兴国特地来客栈邀请学生们参加孙子的婚礼,甚至把银新郎、银新娘(苗族婚俗,代替新郎新娘完成迎新娘仪式的人)的重要角色委托给他们。他是退休教师,曾担任当地学校的校长,对金龙村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,对着村里每块石头都能吟出一首诗。
   

天悦采访的村里几位老人都和龙兴国一样,知识修养、人生阅历非常丰富,有的念过高中,没有念大学是因为家庭条件问题。“城里人除了衣服穿得好点,凭什么有优越感?”她说。
   

清晨,大家早早去村口迎新娘,参加了一场城里不可能看到的婚礼。他们被当成贵客安排了两桌流水席,每个人都被发了一把糖果、瓜子和花生。“我没有兄弟姐妹,也没有特别要好的玩伴。平时看到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在一起玩,其实很羡慕。”这种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,逸伦从未体会过。
   

和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描绘得一样,金龙村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。村民的脸上洋溢笑容,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。“我们总觉得乡村人过得很苦,但实际上他们是精神上的富人。”子豪说。
   

婚礼当天,全村人都来帮忙。龙兴国在大红纸上写下每个人的任务,男人杀鸡做菜,女人敲鼓跳舞。男方的亲属拖了两口麻袋,装满糖果和一元钱纸币,在广场上撒了好几次,大家抢得不亦乐乎。“不是演唱会的那种喧闹,而是一种有秩序甚至带点安静的热闹。”艺飞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凝聚力。
   

子豪在婚礼上遇到一位只会说苗语的爷爷,牙已掉光,站在屋子门口晒太阳。他们“聊”了好几分钟。“我们都没有听懂对方在说什么,但是好像能够理解对方。”他说。
 
   


埋下一颗种子

学生们在老乡家中烤火。

落地上海,所有人都回归了衣食无忧的城市生活,但天悦恨不得“洗完澡就立刻回去”。她怀念空旷雪白的蚩尤大峡谷,还想站在悬崖边吼一嗓子。
   

她从山里回来后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:这里有水有电,你们还有什么好抱怨?她告诉记者,当她和朋友说自己去了农村并且没水没电时,对方一脸不信地问她:“那你是怎么活着回来的?”
   

“没有亲身经历是不会了解那种感觉的。”农村对天悦而言,不再是遥远的平行世界,而是一个有故事和回忆的存在。
 

  “人很难跟没有见过的东西产生共情。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鸿沟,有些人相互指责对方如何侵占自己的资源,就是因为不了解。只有真正走到那个地方,才能打破这种隔阂。”汪星宇说。
   

最后一晚,每位学员都做了扎实的成果汇报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李尚阳教孩子们调研方法。她认为,口述史的方法能让人从了解一座村庄的历史开始,到分析存在的问题,再到洞察乡村建设的可能。
   

艺飞觉得,心底被埋下了一颗种子,“分析问题会多一个视角,不仅从城市出发,也站在农村角度思考,在力所能及时为乡村发展做出努力”。
   

告别时,龙兴国对大家说:“你们能来这里我真的很高兴。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个村子,让更多人知道,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。”
   

逸伦发觉,乡村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破败。他注意到老乡家中的现代元素不少,比如液晶电视、洗衣机,婚礼嫁妆中有酒柜和衣柜。他希望上了大学后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“乡村笔记”,带着更多年轻人去乡村。 
   

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发布的数据,2017年,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明显减少,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,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,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。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,2017年末,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,比上年末减少1289万人。
   

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是“精准扶贫”战略思想的首倡地。在湘西“十三五”乡村旅游规划中,金龙村入选首批示范领先的100个村落。村支书龙子彬告知,5年前村里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,如今发展旅游产业,办农家乐、卖土特产,人均年收入约为5000元,去年已脱贫。村口第一块招牌,就是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,助推精准扶贫”,不过村里半数以上的人至今仍外出打工,除了每年4月的樱桃节,平时少有人来游玩。
   

2016年,村里斥资300万元请长沙设计院打造的“天边苗寨”客栈,只以一年5万元的价格包了出去。在汪星宇带人来之前,17个标间竟没有一个人住过。孩子们的到来让客栈老板有了信心。
   

“乡村缺乏的是文化自信,乡村需要被尊重。”金一斐每每看到有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去农村力主推掉传统建筑时,都很痛心,“老乡们看到城里的孩子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,向农村学习,会有自豪感。”
   

活动结束了,调研营的每位同学收到结业证书,上面盖的是金龙村村民委员会的章。所有村民都是这堂乡村课的指导老师。